一代守护者的凋零
《陆犯焉识》剧照
在乡村中学，像父亲这种类型的人，并不是只有他一个。只不过在时代的裂变中、功利化的语境下，这个卑微群体的坚守，已变成了黯淡中的缄默坚持，某些时候，甚至沦为笑柄。
父亲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家乡外出工作。这种超级稳定的人生，放在今天，简直不可思议。
1968年，他从岳阳师范肆业后，一直在湖南省汨罗市三江乡的各类学校教书，光是在三江中学就待了35年。
就在时代快速转型的今天，我突然意识到，父亲蹲守村庄的姿态，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见证。
从身份来看，我家是整个家族中惟一拥有城镇户口的家庭。用大舅的话说，“整个家族，既没有一个当大官的，也没有一个发大财的。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吃国家粮的，还是一个教书匠”。
在升学就能改变身份的时代，“农转非”的结果对我们四姊妹的前途而言，并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。而我对这一身份的直接感知，就是初中一放学，每隔一星期，父亲就会吩咐我拿着粮本，骑着自行车去镇上仓库买米。
在我的印象中，粮食分配的数额是根据年龄而来的——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、高中生最多，一个月15.5公斤。直到今天，父亲都在后悔将全家成员转为商品粮户口，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有一个政策机会，能够实现“农转非”，可是任何人都求之不得的。
毕竟，相比农村户口的孩子，在读书无望的情况下，拥有商品粮户口至少可以获得招工的机会。而在80年代，哪怕是到任何一个国营企业当一名普通工人——只要拥有正式工的身份——其所获得的尊严和物质保障，都会让农民羡慕不已。
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中，居住在乡村但拥有城镇户口的人群，往往成为被忽略的群体。
事实上，在用工制度并未像今天出现大量外聘人员的曾经，农村拥有商品粮户口的群体，几乎囊括了政府、医院、学校（有少量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）等部门的所有公职人员，相比总人口，其数量相当可观。
表面来看，他们和农民并没有太大差别，但就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而言，他们和农民依旧存在着很大差异。外婆面对母亲对父亲的抱怨，经常说的话便是，“他懒是懒，但躺在家里，也有政府给钱”。尽管说不上太高，甚至家庭的大部分收入，主要依靠母亲从事多种经营（诸如缝纫、开商店、做饮食），但不得不承认，在80年代农村整体贫瘠的状态下，父亲每个月旱涝保收的工资，还是能最低限度地保证一家人衣食无忧，很多时候，甚至还有节余去帮助他人。
借助这种“边缘身份”，在透视乡村社会的转型和命运、以及整个家族和时代短兵相接的悲喜人生时，我更愿意将父亲的存在作为一个重要的坐标系。
说到底，对父亲人生的透视，本身就意味着对时代的梳理。
1949年，父亲出生于湖南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。
奶奶是地主出身，也是家中的独生女儿，读过几年私塾，认识一些字，和别的老人比较起来，她对教育有着天然的热情。1968年，经人介绍，父亲与母亲结婚，在随后的几年中，生下四个孩子，分别是我的大姐、二姐，我还有弟弟。
听奶奶说，父亲1965年参加中考，原本考上了成都气象学校，但胆小的爷爷因害怕儿子离开家乡，竟在家里哭了几天，死活不依。
父亲的班主任只得出面跑到岳阳专署，帮父亲改了志愿，最后选择了“绝对能够留在家乡”的岳阳师范学校。
1966年“文革”爆发，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破。17岁不到的父亲当上了红卫兵的头，率领岳阳地区的一万多学生，到天安门串联。在京广线上，为了赶一个会议，父亲曾向属于高师派的火车站申请，一个人坐过一个火车头。（编者注：当时的岳阳火车站属于高师派，由高校风雷司令部分管，属于保皇派，当时主张保护文物。）
对于这一段历史，我一直非常谨慎，很少和父亲正面谈起，害怕他像主流宣传中的有些红卫兵那样，打过老师或者烧毁过文物，或触及他内心的隐痛。但让我意外的是，父亲似乎从来没有注意到我的谨慎、苦心，总是在不经意中提起过去的日子。相比更多拥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的回忆，父亲嘴中的“文革”，更多带上了一个乡野少年的散淡和随意。
在父亲的讲述中，“文革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，依旧是一些具体的人与事。一位名叫焕文的老师，被派到县里开会，出去闲逛了一下，迷路不知道回来，只得四处问路。别人问他，“住的地方有什么特征？”
他回答，“房子前面有一个毛主席像。”
“还有呢？”
他回答，“房梁上印有‘革命委员会好’几个大字。”
被问的人，依旧一脸雾水，焕文所说的两个“特征”，正是“文革”期间最没有辨识度的场景。
父亲刚刚参加工作的1968年，学校的文艺氛围浓厚，学校惟有的几个老师，一个弹琴，一个吹笛，一个敲着破旧的铁脸盆，随时就能上演一场今天的“快闪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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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父亲关于“文革”的讲述中，还有一段与岳阳慈氏塔有关。
当时几个红卫兵说是要破四旧，欲将慈善塔毁掉，父亲警告他们，“谁要是将慈氏塔弄倒，你们就等着瞧”。没想到，正是这一句话，改变了千年古塔的命运。
他还讲到岳阳师范的校长受到学生武斗时，他也曾用同样的方式，暗中保护过校长的人身安全。在混乱的年代，父亲仅凭一个人的直觉和善念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做了一些今天看来值得庆幸的事情。
父亲这些行为让历史的肌理更加细致，政治的宏大，终究还是会落实到气息不同的人身上。
父亲一生坚信“人干坏事会遭报应”，这种朴素的信念，只不过，对没有话语权的人而言，任何和主流叙述有差异的细节，都会被质疑。
在政治化的年代，父亲很快被卷入了各种风波，多次被通缉，在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恢复无望的情况下，他回到了家乡。被冷藏了一年多后，根据政策，1968年，父亲被安排在汨罗县三江公社凤形大队村办小学当老师，一直到我出生那年，才调入三江中学，一待就是35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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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“文革”的当事人，父亲的回顾在散淡中，更充满了难以言明的沧桑和无奈。那些发生在一个毛头少年身上的错位与荒诞，让作为后人的我，总是不自觉地企图从他的讲述中，还原那个时代的气息和真相。
对父亲来说，作为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，过去的日子，不过是一种事后的谈资。他也从未意识到，自己切切实实见证了一个宏大叙事的时代。那个时代在他心中播下的理想种子，并未在社会的急遽转型中隐匿消失；在此后忙乱的岁月中，尽管神话破灭，另一种价值观念登陆，但他凭借直觉和对常识的判断，依然固守着内心的底线。
在80年代，他有过两次脱离农村的机会。一次是1980年，岳阳师范很器重父亲的一名老师，问他是否愿意调动去岳阳市一中，他仅仅迟疑了一下，就断然拒绝。多年来，我一直不解，父亲为何面对一些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，最后却选择放弃。
而他的解释是，因为子女太多，他担心进城以后难以养活四个孩子，而待在农村，有一份旱涝保收的工资，加上可以种田作地，好歹更容易养活一家人。
由此也可以推断，父亲当时仍沉浸在改革初期农村获益的满足之中，而城乡教师的收入依旧差距很小，远不像今天存在着天壤之别。
他的另一次脱离农村的机会是在1986年，大姐中考，县里一家高中愿意调他过去，并答应解决大姐的高中入学名额，父亲依然不为所动。直到去年，我依旧在抱怨父亲当年太保守，如果早点调往城市，让我们接受更好的教育，我们四姊妹的命运，说不定会完全不同。父亲的回答是，“我相信你们几姊妹会比现在好，但三江的学生伢子会吃很多亏。”
说到底，在他内心，一直潜藏着通过教育改变人心的梦想，在艰难而忙乱的人生中，为了坚守这一梦想，他惟一能做的就是固执地拒绝。
而在我后来的观察中，在乡村中学，像父亲这种类型的人，并不是只有他一个。只不过在时代的裂变中、功利化的语境下，这个卑微群体的坚守，已变成了黯淡中的缄默坚持，某些时候，甚至沦为嘲笑的笑柄。他们身上留存的自尊，在当下的氛围中，已显出稀缺的一面。
从1968年到2009年，41年来，父亲始终在汨罗三江乡工作，先后在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（1980年初中办高中）教过书，主要教授数学。
1968年到1974年，在凤形村小教书时，曾经当过好几年复试班的老师。在初中阶段，除了数学，还曾任教生物、地理、政治课程。我初一、初二的数学是父亲任教，初三的生理卫生也是他教的。
那时，三江中学以父亲教数学、张仓如教化学、胡执中教物理最有名，形成了理科教学的铁三角，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，保证了整个乡镇理科教育的质量，也使得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三江中学的教学质量始终在全县拥有令人刮目相看的地位。
但因为三江地处老区，教学条件十分简陋。在我毕业的46班，因为没有教室，初一入学，整整一年，我们只能在食堂里面上课。每天上午的最后一节课，总是在饭菜的油烟、辣椒的呛鼻味道中度过。
1984至1986年间，父亲担任校长，竭尽全力和乡政府交涉，顶着巨大压力，和领导拍桌子、骂娘、吵架，终于建起了像样的教学楼，也争取到资源，以最小的成本改善了老师的住宿条件。从此，他成为上级眼中最为难缠的刺头。
相比一般的农村孩子，父亲因为拥有教师身份，给我提供了不少了解外面世界的机会。父亲从来没有想到，每年寒暑假，那帮考取大学回来找他的学生，对我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。
多年以来，我们一直住在老家垛里坡，一个非常偏僻、有山有水的独户村庄。尽管我平时一直寄养在外婆家，但每年寒暑假，往往在放假的第一天，我就会被外婆要求，立即回到自己的家。而那时，一到放假，那些考到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西安、武汉、重庆等大城市的大学生，就会远远出现在村头的小径。
没有电话，也没有预先通知，但依照惯例，每年七月初，是学生来我家的高峰期。父母会准备最好的食物等待他们，而学生一来首先也会帮家里干些农活，比如帮助父亲挑粪、浇菜、种地，母亲则一心一意准备饭菜。
他们吃父亲做的黄鳝，一个个被辣到满头大汗，还一个劲地喊“好吃，好吃，黄老师你要多做点”；他们与父亲一起喝酒，没醉的时候，父亲一个个轮流训话，诸如“栋梁伢子，你搞财会一定要把好自己这一关，不要干一辈子，最后进了牢眼”，比如“志峰伢子，你平时喝酒没问题，但做手术的时候，一定要少喝点”，诸如“新余伢子，你要快活点，不要整天愁眉苦脸的，日子快活点过，人这一辈子就几十年”……父亲教训学生的时候，他的学生们，则趁机拼命将鳝鱼往碗里搬，等他教训完毕，学生们已经醉得差不多，于是就称兄道弟，互开玩笑。到最后，学生们就合伙嚷着要黄老师教他们打骨牌，而且要打通宵、要打钱的。
玩够了，吃撑了，夜幕降临，大家便开始一起神聊。我总是躲在一边，听父亲和不同专业的学生，聊着陌生的科学知识，诸如石油开采、航空航天、汽车制造、精工机械，甚至还有一些军校的学生，会偷偷告知南海核潜艇所藏之处，以及中国的核弹研发中心……这种“神聊”，在专业知识的包裹下，有一种隐秘不宣的快乐。
在僻静而封闭的村庄，从来没人想到，父亲和他的学生，在一个个夜晚，曾经享用过如此丰富的精神盛宴。父亲和学生的交往，让我很小就懂得了各类大学的差别，文科、理科，中国重点大学的基本分布，甚至个别大学的学科优势——诸如武汉大学的数学、文学，湖南大学的土木工程、中山大学的哲学。
在我幼小的心中，这些80年代的大学生，散发着神气、神奇的气质，在给我带来精神、知识洗礼的同时，也让我感受到经由读书，不但能改变命运，更能认知到人的高贵和尊严。
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，经由村前的那条小路，在我眼前展开，通向神秘的北京、上海和天津（当时广州和深圳很少提及）。直到今天，我还清晰的记得这一切。
与此密切相关的，是每年暑假，高考放榜的日子。
乡村弥漫着与收割庄稼相似的收获气息，读书带来的尊严、希望、憧憬、美好一点点注入村民的心中，确实让人产生发自内心的期待和向往。
尽管当时通讯不便，但在很短的时间之内，高考的信息就会经由口耳相传，立即传遍全乡，每家孩子的分数，都会成为全乡谈论的热点。高考胜利的隆重，承载乡村的人伦，在熟人社会中，其庄重、严肃、认真的程度，丝毫不亚于结婚、生孩子的仪式。
考上大学后的请客、放电影、请花鼓戏班子，被认为是最隆重、最喜气的事情。我不止一次地听农村的女人说：“别人家有多少钱我不羡慕，我就是羡慕别人家孩子会念书。”小时候我不懂这句话的含义，现在回过头去看，这朴素的言语所承载的深明大义。在那时，教育曾经深深扎根在村人的心中，承载着如宗教信仰般的纯净感情。
每年的八月底，是高考、中考的“获胜者”请客的高峰期，我也曾跟随父母，在喧嚣的酒席中，见识过不少“成功”的孩子扬眉吐气、器宇轩昂的表情。在80年代的乡村，通过教育，农村的孩子确实拥有向上流动的空间。
以我初中的同届同学为例，在四个年级的160个学生中，有8名考上一中，而这8名学生当中，后来通过种种途径，考上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、武汉大学、中国石油大学等重点高校的又有好几名，对一所条件简陋的乡村中学而言，这实在是非常难得的成绩。
作为三江中学将近四十年教龄的元老，父亲的从教经历则更能说明问题。
1978年，当时全国的乡村中学流行办高中，据父亲统计，他所教过的一个班三十多名学生，最后通过高考（包括复读）、参军等方式，得以“改变命运”的有二十七八名，留在当地当农民的微乎其微，这种成材率，一直成为他最大的精神安慰，父亲也因此和这个班的学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。
“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成材，但绝不耽误任何一个有前途的学生。”在这样的理念下，父亲除了从精神层面鼓励学生读书，也从经济上帮助他们。当时这个班的学生大都是一些家境极为贫寒的孩子，很多家庭基本生存都面临困难，根本无力送孩子继续念书。面对此种状况，父亲总是力所能及地给予他们经济资助，没有书的买书，没有学费的就垫付学费。
至今我还记得自己年幼时，父亲常说的：“多帮一个孩子念书，是世上最值得的事情”。
这批出生于60年代、在父亲帮助下跳出农门的学生，很快成为社会中坚，在我和弟弟读书、买房的关键时刻，慷慨地伸出援手，回报老师当年的支持。
直到现在，我和那个班的学生都维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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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乡村中学，父亲是难得的“目中有人”，对教育持有情怀、葆有热情的人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，1993年，母亲在学校开了一家商店，有一段时间总是丢东西，她蹲守了一天，终于发现了偷东西的学生。母亲没吭声，将事情告诉了父亲，父亲也没有吭声，而是去学生家调查，才发现那个孩子因为父母外出，家里太穷，确实有很大的经济压力。
父亲母亲不但没有责怪这个学生，反而还给了他20块钱。没想到，这一个小小的善举，彻底改变了一个孩子的命运。从此，偷盗的学生彻底改掉了陋习，发奋读书，最后考上了师范，回到乡村中学，和父亲成为同事。父亲对生命的尊重，对学生的理解和同理心，相比基础教育一天天陷入虚空的教条，至今仍旧给予我很多启示。
更让我感慨的是，80年代的乡村，教育方面的良性发展，越来越成为不可复制的图景，我明显感到，从大学并轨起，乡村的教育环境发生了很多改变，不但师生之间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和谐，家长和老师之间的关系，在熟人社会的乡村，也日益变得冷漠。
更让人担忧的是，对家长而言，送孩子念书，不再是他们最强烈的愿望。在我念初中时，每年暑假都有很多家长来找父亲，或者让他帮忙加强对在校孩子的管教，或者让他出主意、是选择让孩子念中专还是高中，也有的因为孩子复读、向他寻求资助，尽管当时的经济条件和今天比较起来要艰难很多，但如果孩子愿意读书，很少有家长因为经济原因让他们放弃入学。但现在，这种来自家长对教育的热情已经彻底消失，成绩足够好、家长也重视的学生，早已想办法转入县城或者其他更好的中学，更多的家长，对孩子的念书则是放任自流的，“反正是打工”已成为他们对孩子命运的基本判断。
在凤形村，我眼睁睁地看着童年记忆中的贤良女人，早已端坐在麻将桌边，任由自己留守家中的孙子被电视、手机占领不闻不问；没有外出打工的年轻媳妇，面对哼哼唧唧、渴望陪伴的幼小孩子，更多的举动是随手从赌资中拿出一些钱，打发他们自己去玩；并轨以后考上大学的孩子，已经享受不到80年代的荣耀，更多时候，考上一所不好不坏的学校，不过是意味着一笔前景不明、让人心神不宁的交易。在应试教育的竞争中，考上重点大学的可能性越来越低。而随着父亲这个年龄段的教师退休，更多的年轻老师被条件优越的地方吸走。更别提师生关系和以前相较，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及时行乐、得过且过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。
自1998年，弟弟大学毕业后，整个家族随后出生的二十多个孩子中（主要为堂弟、堂妹、侄子、侄女）竟再没有一人完整地读过高中。三哥的儿子龙龙，好不容易考上高中，因为三哥在纸厂被机器轧断一条腿导致高位截肢，从此背负巨大的心理压力，始终无法坚持学习，最后不得不早早退学。
对长大的孩子而言，惟一的出路，无一例外，就是外出打工。男孩长到20岁左右，家长就开始张罗谈婚论嫁的事，女孩更是早早出嫁。尽管在激烈的转型中，没有念书的孩子，有些也找到了别的门路（诸如开饭店），但他们还是感叹，“幸亏你们出生早了几年，要到现在，怎么也没办法供你们几姊妹读书”。
实际上，以父亲几十年见证家乡教育的经历看，让孩子们接受好的教育，激发他们对读书的向往，这种精神动力在乡村所承担的使命，不仅仅是给农村的孩子提供上升通道，同时还承载了一种健康、持续的价值观。
“我印象中，社会风气的变坏，就是从大学并轨不久之后开始”。
父亲的这种判断，更多来自一种对时间节点的敏感，不存在对某种表象因果关系的确认，但大学的并轨和90年代乡村人口的频繁流动，确实存在事实上的共振。随着留守儿童的出现，辍学率随之升高几乎成为不争的事实。
在乡村，更多的孩子进入南方的城市，在打工的热潮中，“买码”、赌博、吸毒、传销随之登录家乡的土地，与乡村教育的衰微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。
我后来才意识到，作为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，在中国乡村，我们算是赶上了教育资源相对公平的末班车。进入90年代，随着乡村外出人员流动的增加、留守儿童变成常态，教育在市场化的推进中，终于极大堵塞了农村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通道。
2009年，父亲60岁，正式退休，从1968年算起，父亲留守家乡的土地整整41年。具有反讽意味的是，一个在80年代为了改善办学条件、敢和领导拍桌子的中学校长，一个终身以带出好学生自豪的老师，因为性格过于耿直，最后却在学校的岗位聘任改革中，沦落为一个拥有中学一级教师职称的锅炉房烧水工。
乡村教育的掏空，父亲的命运是生动的隐喻。
我知道，随着父亲一代的凋零，乡村教育复苏的希望，已经越来越渺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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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语
2006年暑假，我回到家乡。
一天傍晚，父亲拉着我去邻村一户姓李的家庭，给一位学生的母亲做思想工作。当天下午，该生的父亲跑到我家，告知父亲他想送儿子念书，但妻子死活不同意，希望父亲出面，看能否帮忙说服。
后来我们才得知，李家的孩子成绩不错，但其母亲坚持认为读书已没什么出路，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挣钱。事情的结果我不清楚，但退休之后，父亲在村里承担着这一类的调解工作，是多年延续下来的惯例。
事实上，父亲在整个家族中，也承担了同样的责任。
随着人口外流的加剧，农村尽管有着极大的自由，但在价值观念空心化、社会组织溃败失效的境况下，农人的生存条件变得愈发脆弱——他们不但容易遭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，只要稍稍遭遇不测或生病，就足以陷入生存的困境。
一旦碰上这种情况，若没有人组织家族的力量，进行干预或帮助，一个貌似没有后顾之忧的家庭，便会轰然倒塌。其次，在涉及一些与公共利益相关的纠纷上，也往往需要一些耿直、中立的公道人来调解。多年来，父亲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，都用来对付整个大家庭的事情。不是今天送八爹去岳阳看病，就是明天带凤伯伯去长沙拍片，还有大大小小的人情往来、无穷无尽地调解关系。
我后来才发现，面对难得的数次进城机会，父亲之所以最后选择放弃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来自对亲人的不舍，来自骨子里那份对家族的担当和守望。父亲成为整个大家庭心照不宣的“话事人”，固然与他的能力和作为读书人的身份有关，但更来自他作为家庭一员的担当和责任。在他的价值观中，确实能看到时代赋予这一代人的责任感和对生命需要负重的认同。
在养育我们四姊妹的过程中，我的父亲和母亲还附带着照顾了很多亲戚的孩子，算起来，大舅家的六哥，满舅家的鲁智，小姑家的李刚，叔叔家的炎培和职培，甚至远房表叔家的桂妹子、良妹子兄弟，都或长或短地在我家住过，其中小姑家的李刚居住的时间最长，有五年之久。那时，家里常见的情形是，我住在外婆家，而别的孩子，因为我父亲教书的缘故，都企图得到他的严格要求或者亲自辅导，所以一年半载地住在我们家，由母亲负责他们的衣食住行。直到今天，父母的这种行为仍旧令我不解的同时，更让我感动和汗颜。
1984年，河水婶病逝，最小的堂弟才半岁，为了照顾河水叔一家，父母决定将所有家庭成员重新组合为一个大家庭，11人中，6个孩子，两位老人，只有父母和河水叔三个成年人。那一年，河水叔脚底被玻璃刺伤，整整在病床上躺了几个月，所有的担子就是父母两人在背。如果按照当下个体化的家庭所匹配的价值观念，几乎很难解释父亲对河水叔责任的接管。我甚至怀疑，河水叔后来之所以能够了无牵挂地离开家乡，也和父亲的过于担当有关系。
在河水叔去广州的前几年，我始终记得父亲每个周末，都要到他的住所，看看两个孩子的生活有无问题，送米送油，已然成为他的惯性。
2004年元宵，三哥的脚在造纸厂被卷进去，父亲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当场拍板，直接往长沙的大医院送，尽管高位截肢，但总算保住了三哥的一条性命。在这次安全事故中，他几天几夜没有合眼，在随后和厂家谈判赔偿的过程中，更是亲力亲为。
确实，和今天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比起来，父亲的生命，惟独缺席个人的享受。作为村庄和家族的守护者、调解人，我只是担心，随着他的老去，谁愿意接下他的担子，继续扮演这一角色。
当产生这一角色的社会土壤缺失时，又该如何通过行政的力量，建构有效的社会组织，以应对村庄真实的需求和困境？
编辑：沈燕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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